拜登四年的外交叙事，堪称自冷战结束以来阵营对抗与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。拜登政府在冷战东西方对抗、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的基础上，发明了一个“自由VS威权”的模型，然后把所有国际政治问题统统套到这个框架下解释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地缘政治摩擦（中美、美俄）和大国科技竞赛包装为价值观冲突，号召志同道合的盟友联合起来，共同维护“自由世界”的秩序。这套搞法让台湾民进党当局很是受用，于是蔡、赖等人纷纷在行为和表述上向美国靠拢，学了一堆“拜氏语录”。2021至2024年间，窜台的西方政客络绎不绝，其中捷克参议长访台期间竟公然表态称“我是台湾人”。研究两岸及冷战历史的岛内知名学者吴玉山解释道，这句“我是台湾人”是有历史缘由的，它来自1963年肯尼迪在西柏林的演讲——“我是柏林人”。吴玉山调侃称：“我们何德何能，让万里之外的欧洲国家讲出如此示好之话？”不难体会，在拜登政府新冷战的叙事下，个别欧洲政客已经头脑发热到疯狂，将台湾视作新时代的西柏林。对此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坦言：“台湾人其实都知道，美国对台政策的形成不是出于爱台湾人，而是因为台湾是用来对付中国大陆的一枚重要棋子。利用外部强权来实现自身政治目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很多宣称‘支持’台湾的西方政治人物几乎不了解台湾地理，更不要说历史和文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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